1000多年以来，西充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孕育了西充人最值得骄傲和引以为自豪的坚忍不拔、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为改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世世代代的西充人抱定“栽桑种桐，子孙不穷”的信念，固守“穷不丢书，富不离猪”的传统。千年以来，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赢得了闻名遐迩的口碑。本文精选几位西充历史上有代表性的人物以飨读者。
为民祈福识谯周
谯周(公元200―271年)，字允南，西充槐树镇人。他是三国蜀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被誉为“蜀中孔子”。
谯周幼年丧母丧父，靠舅父抚养成人。后来为官，胸怀坦荡，以“忠笃质素为行”。后主好游观，广增声乐，他上书劝谏，希望后主以史为鉴，勤于国事，后主不听，他被贬为中散大夫。公元253年，姜维掌握军权后，不断对曹魏发动战争，伤亡惨重，百姓凋瘁，引起蜀汉人民的不满。谯周又写了《仇国伦》，指出了包括诸葛亮在世时的经验及教训。
公元263年，魏伐蜀。当时蜀国户籍仅28万户，人口94万，守卫成都的兵力不过4万。宦官黄皓专权，姜维长期驻军沓中，不敢回成都。当魏军长驱直入，兵临成都时，朝野震恐，惊慌失措。谯周独能客观、清醒地审时度势，不随声阿附，公开提出降魏主张。
作为历史学家，谯周明知有背负“卖国求荣”的千秋骂名，但道义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他义无反顾地走向地狱。其实，在舆论一边倒的情势之下，谯周独能洞察历史走向，坚持正确的路线，如狂风暴雨中的高山大树，惊涛骇浪中的艨艟巨舰，值得人们仰视。蜀降魏，不仅避免了蜀国生灵涂炭，成都沦为废墟，客观上也顺应了中国历史“分久必合”的大势所趋，为以后的“王浚楼船下益州”“三国归晋”奠定了基础，缩短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分裂后大一统艰难而痛苦的历程。他的学生陈寿在《三国志》中明确指出:“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谋也。”
佛学大师宗密
钟灵毓秀的巴山蜀水孕育了一代又一代俊彦奇才，而他们的高行奇踪，又给这灵秀的山水披上了更为神奇的色彩。
宗密(公元780―841年)，俗名何炯，西充凤凰山下鹭鸶沟人。宗密被视为如来第三十九代法孙，华严宗五祖。唐圭峰禅师传法碑称:大师于菏泽为五世，于达摩为十一世，于迦叶为三十八世。因常住陕西鄠县圭峰兰若，故世称圭峰禅师。唐文宗大和九年，因召问佛法大义，赐紫衣方袍和“大德”称号。武宗会昌初，坐灭于兴福寺塔院。
宗密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著作甚多。宋《高僧传》卷六作“凡二百许卷”。宗密所处时代，政治黑暗，宦官专权，朋党之争，藩镇割据，乃至教门冲突都非常严重。宗密为了调和社会矛盾及教派纷争，有意识地融合佛教同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他对中国思想史和宗教史的贡献，主要在这一方面。宗密提出融合论，即以佛教为主体而融合儒释道三教，同时在佛教内部融合禅教、融合渐顿。即三教合一、禅教合一、渐顿合一。由此，使佛教走上了融通之路，提出了未来佛教发展的总体思路。他的学说成就赢得了后人的尊重，任继愈评定他是“唐代中后期最大的禅宗学者”;吕澂认定他的思想“代表了中国佛教最高峰的思想”。董群教授称他“无疑是唐代第一流的思想家，他在中国佛教的心识论、判教观、修为观上都达到了正统佛教的最高水平，同时又为中国佛教未来的发展指示了基本的方向”，还“激发了宋明理学本体论的建立和完成”。
受过儒家熏陶的宗密有着浓重的悲悯情怀。在唐文宗时，宫中太监专权，宗密曾被卷入“甘露之变”的政治斗争中。宰辅李训等人伪造“甘露瑞祥”，拟借观看甘露的机会，杀死擅权的太监仇士良等人。事情败露后，李训逃到终南山宗密的寺院中躲避。此事被太监仇士良得知后，宗密被逮捕下狱。审讯人“面数其不告之罪”，要处死他。宗密面对死亡的威胁，怡然自得地说:“贫道识训年深，亦知其反叛。然吾本师教法，遇苦即救。不爱生命，死固甘心。”宗密的这番话，竟打动了审讯他的人，免除了他的死罪。
清子廉自律的长沙王后裔刘文琦父
刘文琦，字德华。在西充的世家大族中，刘家算是血统、出身最为高贵的了。刘家的先祖刘式乃是汉代的长沙王，进士出身，为官清廉，酷好读书。刘式死后，没有留下田庄产业，只留下书籍数千卷。他的夫人称之为“墨”，希望后世子孙都能在墨庄里辛勤耕耘，继承这份祖业。刘式的后代因此都以“墨庄堂”为堂号。他们的数世孙刘锡卣中淳祐进士，任职重庆府。到明代，其后人始迁入西充。
墨庄刘氏的这一优良家风一直在西充传承不息。明万历年间，刘文琦进士及第，授职湖南麻城县令。其父刘启周马上写信警告他:“我家出自墨庄，祖上的清白你必须始终牢记在心。麻城这个地方，土地贫瘠，百姓穷苦，你千万不可盘剥老百姓，中饱私囊，以求自肥，辱没我们美好的家声!”
走上官场的刘文琦到任后即大刀阔斧，一下子就砍去麻城税收的三分之二，老百姓大受其福。麻城人民非常爱戴刘文琦，他清廉的名声在湖南首屈一指。后来，刘文琦再升陕西参政，主持修建瑞王殿，手中掌管着巨额的经费钱粮。他不仅没有从中牟利，而且在大功告成后，即将剩下的钱物全部上交国家。为此，朝廷嘉奖其为“清白吏”。
“父子四进士”的马廷用家族
西充紫岩场的马氏老祠堂有一副对联曰:“父进士，子进士，父子四进士;兄翰林，弟翰林，兄弟两翰林。”这个马氏就指的是马廷用家族。西充的这一支马氏为著名的书香门第，名门望族。至明代马廷用，不仅出了父子四进士，明清出了祖孙五举人，重要的是他们做官清廉。
马廷用(公元1446―1519年)，字良佐，号紫崖。马廷用于明成化四年戊子科举于乡，高中第一而名震都下;后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进侍读学士。他曾参与修《大明会典》，官至南京礼部右侍郎。他居官廉洁，曾代理南京户部，适逢荒年，他不走惯常程序，而是先发廪救灾后申报朝廷，全活甚众。成语“先赈后奏”就是因他而起。他特别擅长经学，为时人所推崇。归家后，常以清白训诫子孙，三个儿子也都中进士，成为国家栋梁。
长子马金中进士后，累官浙江布政使，所至多有惠政。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鄱阳感盗”。话说马金告官还乡之时，舟行至鄱阳湖，遇水贼李金钩，本欲劫杀之，后得知被劫之人是马金，李遂“惊愕谢去”，反“转持五百金”赠马金。马金婉言谢绝，并谕之以义，晓之以理，李贼感化，“不复为盗”。马金归家后，马廷用见儿子箱箧甚多，疑为有赀，立即命家人打开箱箧，全为文卷，这才转怒为喜。
马晋明是马廷用长房孙，他与儿子马云锦，时称“三凤”的三个孙子马士琼、马士玙、马士玠皆中举，成就“祖孙五举人”的佳话，而且都为官廉能有声。
马士琪(?―1719)是马廷用的玄孙女，清代著名女诗人。她14岁便蜚声诗坛，名震巴蜀。
“嘉靖八才子”之一的任瀚
任瀚(公元1501―1593年)，字少海，今西充多扶镇任村沟人。明代著名学者、教育家。明嘉靖八年进士，廷试为二甲，考庶吉士得第一名。明世宗称赞他“直词绝识”，名冠海内，为“嘉靖八才子”之一，又与杨升庵等合称“蜀中四大家”。
任瀚自幼聪颖，少怀用世之志。任考功郎中后，凡有事先以姓名相托者，他皆罢去不问。经他考察不合格的官员，一律去职。由于不徇私情，不谙官场生态，被人视为“木头人”。明嘉靖十一年，任瀚改任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并任经筵讲官。他不愿与腐败官员同流合污，遂于嘉靖十九年辞官回到南充，在栖乐山研读《易经》，并从事教育。
任瀚著述甚丰，有诗、序、记、碑铭、书、辩、策、对联等，集子有《春坊集》《钓台集》《河关留著集》《任文逸稿》《任诗逸草》《海鹤云巣对联》等。
“一门三翰林父子两帝师”之黄辉
黄辉(公元1554―1612年)，明学者，号慎轩，西充县扶君乡黄家沟人。19岁成为四川解元，明神宗万历十七年中二甲进士。因其文学、书法俱佳，被时人誉为“诗书双绝”，曾担任山西主考官。万历帝喜其精明练达，擢升他礼部右侍郎，让其主事詹事府，并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担任东宫日讲官。因而后世又尊称黄辉为“黄太史”“黄宫詹”“黄宫伯”“黄少宫伯”等。
由于黄辉的父亲黄子元是万历皇帝的谕德老师，黄辉是泰昌皇帝的老师，因此，黄家沟黄家祖祠至今尚藏有明朝皇室敕赐的“父子承恩”匾。黄辉的弟弟黄韑也是进士，兄弟二人都被万历皇帝钦点为翰林。黄子元也因子而贵，被万历赐翰林院学士，所以，便有了“一门三翰林，父子两帝师”的殊荣。
“川北圣人”张澜先生
张澜(1872―1955)，字表方，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
张澜5岁就开始参与农活，自小养成勤俭节约、不畏艰苦的美德。23岁结婚之前，他没有穿过新衣新鞋，都是捡兄长的穿，补丁重补丁。
1917―1920年，张澜出任四川省长，被誉为“布衣省长”。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他每月有200元办公费，但他从未领取过。张澜终身穿布衣，头戴瓜皮帽，脚穿青布鞋。1949年开国大典迫在眉睫，工作人员请示张澜是去订做还是去买一套新衣。张澜说:“就穿这件长衫，不是很好吗?”
责任编辑：杨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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