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三九大，安逸走四川”。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的四川文旅新版宣传口号让“三九大”广为人知。“三九大”中的三星堆，自发现以来已近百年，围绕三星堆进行的溯源和猜想从未间断，堪称中国考古界一个持续的热点。
2020年初，一场新冠病毒疫情席卷全球。2月，三星堆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发布推文《你有一封展览开幕邀请函，请查收！》，向全网发出邀请，一场史无前例的网上开幕式获得了圆满成功，为隔离在家的人们带去了一次网络上的遇见。三星灼灼，积尘难掩其光。置身“众神之国”，漫看“飞鸟翔云”，游观“通天神树”，吸引无数追星人神往于此，追逐古蜀文明三星堆的奇诡魅影，步履从未停息……
燕氏农民一锄惊天下
1929年春的一天，广汉市南兴镇月亮湾农民燕道诚一家在门前不远处清理水沟。随着一记锄头撞击硬物的声响，他们发现了一个直径半米多长的大石环，接着挖下去，又发现了一大批躺在泥土中的玉石器。不过，他们并没有声张，而是偷偷将这些玉石器取出藏在了自家房屋周围。
可是，这场意外之财并没有给燕家带来什么好运，反而令燕家父子大病了一场。一年之后，基于破财免灾的想法，他们开始把这些玉石器悄悄售卖或者送人。
燕家发现宝贝的消息不胫而走。1931年，当时正在广汉附近传教的英国基督教士、剑桥大学博士董宜笃得知后非常关心此事，但鉴于自己外国人的身份不方便直接出面，便找到了当地驻军团长陶宗伯，在他的带领下，专程去燕家借了几件文物带到华西协和大学（简称华大），请美籍地质学家戴谦和鉴定。戴谦和当即断定它们为商周遗物。
同年6月，戴谦和与董宜笃在陶宗伯的协助下来到月亮湾一带调查。当燕道诚听说自己家挖出的宝贝对研究很有作用时，便将家中的一部分器物交给了戴谦和带回华大博物馆保管。
就这样，燕氏家族不经意的一锄，推开了名震中外的三星堆发现之门，也让他们自己成了考古界绕不开的人物。
第一次科学发掘
又是一个春天。1934年，受广汉县长罗雨苍之邀，华大博物馆馆长、文化人类学家与考古学教授、美籍传教士葛维汉和华大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带着发掘执照和审批手续率考古队前来广汉，进行三星堆历史上的第一次科学发掘。
由于当地匪风甚炽，盗贼众多，加之广汉玉器名声大噪，私掘贩卖情况时有发生，三星堆历史上的第一次发掘只进行了10天就宣告结束，这次出土、采集和购买各种玉石器、陶器共六百余件。
发掘结束后，葛维汉等人将出土物送到县署，罗雨苍认为这批器物的科学价值很高，决定全部送给华大博物馆，而作为华大博物馆继承者的四川大学博物馆，目前仍在“为中国人永久地保存”当年这些来之不易的珍贵遗产。
之后，葛维汉将广汉发掘及初步研究成果撰成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汉州（广汉）发掘简报》，发表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6卷（1933-1934）。文中认为，出土玉石器的土坑为墓葬，其最晚年代为西周初年，约公元前1100年。事后，郭沫若先生写信盛赞参与此次发掘的人员是“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
1937年开始，由于抗战爆发，三星堆的发掘工作暂时搁置。但对初次发掘的研究工作仍在进行。
参与三星堆首次考古发掘者、著名学者、华大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在1942年撰成《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发表于《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1942）。文中认为出土玉石器的土坑为墓葬，并将“广汉文化”分为两期，推测文化遗址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末期。在殷周以前，坑中所出玉石器则为周代遗物。
1946年，著名考古学家郑德坤在专著《四川古代文化史》中把“广汉文化”作为专章加以研讨，认为广汉出土玉石器的土坑应为晚周祭山埋玉遗址，其年代约为公元前700-前500年；广汉文化层为四川新石器时代末期遗址，在土坑时代之前，年代约在公元前1200-前700年之间。
开启考古新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迎来了春天。以四川大学考古系冯汉骥教授为代表的四川考古界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为配合宝成铁路建设，冯汉骥教授同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王家祐等到广汉中兴乡马牧河一带进行考古调查，采集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陶片标本，发现月亮湾和三星堆都是古文化遗址。
不断的新发现，酝酿着更大的发掘热情。经过多年准备，1963年，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组成的考古队开赴广汉，在燕家院子附近选了三个点。开始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那次发掘了150平方米，出土有玉石器、陶器残片、骨器、青铜器残片，开始发现房址、建设基址。在现场指导发掘的冯汉骥教授站在月亮湾高地上预言性地说：“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让冯汉骥教授难以相信的是，几乎就在他的脚下，三千年前的古蜀国大门正在悄然开启。
1975年，南兴镇二砖厂工人在三星堆的土梁埂上取土制砖时，发现了大量陶器残片。广汉县文化馆文物干部敖天照到现场考察后，立即向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作了汇报。同年夏天，四川省考古队队长胡昌钰和摄影员江聪来到广汉文化馆，在文物干部陪同下考察了三星堆，在砖厂取土现场发现了大量文化层和遗物。
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
1980年，广汉向阳在全国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用“乡人民政府”的牌子取而代之，进而在全国掀起农村改革新的浪潮。向阳因此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这一年，紧靠向阳的南兴镇也搞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大动作，“三星堆文化”由此命名。
1980年11月至1981年5月，四川省文管会、省博物馆和广汉县文化馆在三星堆脚下进行发掘，共发现房屋基址18座、灰坑3个、墓葬4座、玉石器110多件、陶器70多件及10万多件陶片。这次发掘报告《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他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已经具备了夏鼐先生提出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条件，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发掘一直不断，新发现层出不穷。大量丰富翔实的考古发掘资料，足够建立起“三星堆文化”的时间序列。同时，主管部门会同专家研判：三星堆遗址的范围约在十二平方公里以上，是四川迄今为止发现范围最大的一处古文化遗址。
关于三星堆的研究成果也大量出现，其中不乏四川学术界三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蒙文通先生、冯汉骥先生、徐中舒先生，他们是巴蜀史研究和三星堆考古的先驱。
然而，谁也没料到，更大的惊喜正在到来的路上。
1986年春，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广汉县文化馆联合成立了发掘领导小组，开始了三星堆遗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考古发掘。
这次发掘，出土了陶器、雕花漆器等器物近2000件，灰坑109个，房址数十处。著名考古学家夏鼐、苏秉琦看了这批文物样本后，对四川的考古收获给予了高度评价。苏秉琦高兴地说：“蜀文化的生长点就在这里。”三星堆的考古地位再次受到肯定。
喜人的成绩令考古队员振奋，他们并不知道，一个更大的惊喜正向他们走来，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即将诞生。
7月25日下午，坑内的器物开始陆续面世。清理出的动物骨灰渣、陶尖底器、铜戈、铜瑗、玉石器残块等，或被火烧过，或已变形熔毁。考古队员初步推测土坑的性质为祭祀坑。
26日，随着夯土层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出土了铜龙虎尊、铜盘、铜器盖等商代前期风格的铜器。等到那一张张如同外星人般的青铜面孔出现在考古队员面前时，现场犹如进入了一个神幻般的世界，触手可及的青铜面罩，似乎仍能感受到三千多年前的温度。
27日凌晨3点，民工们清理坑中的骨渣时，在灯光的照射下，一道金光射了出来，引人注目。“看，挖出了金宝贝。”次日清晨，在警卫人员的保卫下，一根弯弯曲曲长达1米多，上刻鱼、鸟、人纹饰的金杖露出了面容。
至此，遍坑的宝藏终于完整地呈现在大家面前，沉睡了数千年的地下宝库打开了，芝麻开门的神话再次上演。
1986年的8月中旬，在新一轮的发掘工作中，又相继出土了数十根象牙，满目的青铜残件，青铜尊、罍，大大小小的青铜人头像、金面罩等，琳琅满目，目不暇接。还有断为两截的群巫之首的青铜大立人像。
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是三星堆研究的一个重要节点，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996年，中日合作对三星堆遗址进行环境考古工作，主要项目有磁场雷达探测、红外遥感探测与摄影、卫星图像解析、微地形调查、炭素年代测定等，国际合作为进一步破解三星堆之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2005年，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遗址仁胜砖厂墓地进行发掘。共发现墓葬28座，发现了大量玉石器，其中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的“玉锥形器”的发现，引起了研究者对三星堆玉石器文化渊源关系的重新思考。
国际学术竞相关注
三星堆遗址研究涉及面极广，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都有不少国内外学者加入研究行列，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新成果不断问世……
四川大学考古学教授林向在《蜀酒探原——巴蜀的“萨满式文化”研究之一》中认为，古蜀盛行萨满文化，巫师以酒精性饮料处于麻醉状态，与天神相交接，据此主宰民意；古蜀艺术中的大型青铜雕像自成体系，黄金面具、金虎、金杖等，其造型艺术和制作工艺，在同时代的中国都处在领先地位，堪称商代中国黄金制品南方系统的杰出代表。
著名学者钱玉趾发表的《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的论文，首倡巴蜀符号实为拼音文字的看法，并认为巴蜀文字与古彝文有关。
迷茫、猜想、推论、断代……由有关部门编撰的上、中、下三卷，约60万字的《广汉三星堆——1980-2000年发掘报告》整理及编写工作，涉及三星堆遗址1980年至2000年间共计14次的田野发掘材料和研究成果，推动了三星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与此同时，国外学者也没闲着。1987年，英国著名学者戴维·基斯在《中国青铜雕像无与伦比》一文中评价：广汉的发现可能是一次性出土金属文物最多的发现，它们的发现可能会使人们对东方艺术重新评价……这次发现无论质量还是数量上都使人们对中国金属制造的认识上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198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学者伊丽莎白·C·约翰逊在针对三星堆的论文中写道：从三星堆二个大坑中出土的奇特器物中包括被定为神王(priest-king)的高达一点七米的青铜立人像,以及超真人大小的十分古怪的青铜头像及“面具”。一位发掘者认为,坑内出土的这些器物是巫师道具,而其它的青铜器物从类型学上也相当于华北中原的先青铜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的同类器物。
一位叫西江清高的日本人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扶桑与若木》，他在2001年出版的书中这样写道：我们由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第一次看出（即使不完善），过去只能在神话传说中存在的“若木”即“扶木（扶桑）”“槃木（桃都木）”以及“建木”作为宗教信仰的工具在三千年以前就存在的实际面貌。它们如此明显地证明《山海经》等神话内容，这应该说是三星堆考古发现的最大价值。
开放的格局为三星堆对外国际交流创造了良好的环境，那三颗耀眼的“明星”高悬在广汉上空，给不同肤色的人带来无限遐想……
1992年4月，广汉举行三星堆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遗址考古发掘60周年。8月，三星堆博物馆奠基。建成开馆以来，先后接待了国内外游客600多万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参观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从1992年的三星堆学术讨论会开始，直至1999年，三星堆文物陆续走出国门，先后在瑞士、德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地展出，引起巨大轰动，激发了追星者揭示神秘古蜀国旷世之谜的热情。
2000年12月，三星堆“四号灰坑”出土了全套石琮、石璧、石瑗等祭祀礼器。随着大批珍贵文物的出土，专家学者纷纷呼吁应将三星堆研究建成“三星堆学”，使之成为我国考古学界继“甲骨文学”“敦煌学”之后的又一学。
创新转化三星堆古蜀文化
2016年11月，广汉市政府与荣盛康旅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三星堆文化旅游项目开发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打造文化旅游创意园、文化科教园、遗址公园三个部分，构建“旅游+文化+商业+服务+健康”模式。推动三星堆古蜀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做大朋友圈，让三星堆的世界名扬四海，让世界的三星堆灿烂辉煌。
在互联网时代的不断冲击下，“星粉们”呈井喷式增长，要想保持三星堆辉煌持久，满足粉丝们的需求是不容忽视的，“互联网+三星堆”不失为一种更好的方式。
2018年，“互联网+中华文明传承”的深度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从“三星堆面具月饼”等网络热点以来，三星堆官方微博粉丝数累计384万余人，亦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大V之一，被授予了“2017年度十大文博影响力官微”称号。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梁翁的《少年中国说》从不失去它慷慨的基调，少年是未来的主人，三星堆的谜底或许也只有他们能够解开了。
2019年，由三星堆博物馆联合市教育局编写的三星堆文化青少年科普读物《畅游三星堆》《趣问三星堆》丛书由四川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以三星堆文化和三星堆文物为切入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图文并茂的形式让广大青少年学生了解三星堆文化。
每一次发掘都带来惊喜
惊喜总是不期而至，而三星堆的每一次考古发掘似乎都会引发一场全民狂欢。
今年7月28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在三星堆周边发现重要遗址——联合遗址。专家认为，此遗址应该是三星堆古城遗址周边的一重要聚落，涵盖了近5000年来连续不间断的区域发展史。此发现拉开了对三星堆周边区域研究的序幕。
联合遗址位于广汉南丰镇联合村1组，南距三星堆古城遗址约8公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广汉市文物管理所从2019年10月开始，对联合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目前在已完成发掘面积的4500平方米内，发现了极其丰富的新石器、商周、秦汉、魏晋、唐宋和明清时期的遗存，反映各个时期的灰坑、墓葬、窑址等遗迹数以千计，同时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瓷器、石器等。专家认为，联合遗址涵盖了桂圆桥、宝墩、三星堆、十二桥4个文化因素，是三星堆周边首次发现有着完整古蜀文明序列的遗址，对研究古蜀文明的起源、发展和演变有重要意义。
与专家的关注点不同，大众的狂欢被一个最新出土的陶盘点燃，这只陶盘距今已有3200年，古蜀人居然在上面刻了一条喷火的游龙和一只腾空的凤鸟！
随着文物的不断出土，一头被网友戏称为愤怒的“小鸟猪”将狂欢引至高潮，这只穿越到2020年的陶猪，酷似愤怒的小鸟里的捣蛋猪，迅速霸占了热搜榜，各种花式留言肆意横行。
三星堆联合遗址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全民狂欢也会此起彼伏，只要洛阳铲还未停息……
责任编辑：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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