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接触到三星堆考古，是在川大读大二期间童恩正老师讲授“西南考古”课程中的“巴蜀考古”专题。1979年，冯汉骥和童恩正两位前辈合著的《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发表后，我也认真学习过。在上世纪50年代，两位前辈多次到三星堆遗址作考古调查，与燕家当事人交流。童先生既是考古学家，也是文学家，他的考古探秘科幻小说《古峡迷雾》，将很多学子带进了考古行业，他的“巴蜀考古”专题课程自然也使我迷恋考古，迷恋三星堆。
上世纪70年代末的广汉县，发展乡镇企业就是乡村办砖厂。三星堆遗址就有三星、共和、回龙、真武四个砖厂围绕遗址取土烧砖，遗址和城墙在快速地消失。1979年冬，广汉县文化馆敖天照先生，提着砖厂挖出的陶片石器来到省博物馆考古队，请求抢救发掘。考古队在新都大墓发掘结束后，立即派王有鹏先生去三星堆抢救发掘。王先生在发掘期间吃住都在砖瓦厂。“文革”结束后经济复苏刚起步，农村生活还是很艰苦，不到一月他就“招架”不住了，回来私下与我联系，愿我去协助他发掘。
6月下旬，我将承担的部分新都大墓发掘报告文稿完成后，就向沈先生申请去三星堆，到达后才知道他已经回新都家里治病了。
秋天，单位再次充实发掘队伍。王有鹏先生任领队，主持发掘，我们业务人员七八个，包括敖天照先生和县市的两名学员。我们在秋雨过后就开工发掘。广汉县政府十分重视这次发掘，还成立了由省文物考古部门和县文教局共同参与的发掘领导小组，任乾元副县长任组长，协调乡、村、砖厂各级配合发掘工作，保证有文物的区域留给我们发掘和为我们提供住房和民工。
我们在取土现场，见到民工从泥土中拣选出来的大量陶器石器残片，惊喜发掘会有重大收获。
1986年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四川大学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一次面积达1200多平方米的考古发掘。这次发掘找到了文化层一至四期的连续叠压关系，意义重大。7月18日上午，我和四川大学霍巍、李永宪两位年轻教师正在砖厂整理发掘资料，突然听到当地农民陈烈钊喊我：“陈老师，挖出玉刀了！”我问：“哪里！”他回答：“砖机房！”我们迅速赶到现场，保护好现场，收回在民工手中互相传递的玉石器，仔细寻找抛弃在田里的玉石器残片。经过两天的发掘准备，就开始发掘。8月14日，一号坑回填结束，当天下午，民工又在一号坑东南取土挖出1件铜人头像，但是当天未向考古队报告，遂将其掩埋，隐瞒并封锁了消息，至8月16日下午才将发现报告给考古队。
一、二号祭祀坑发掘出土大量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虎牙1700余件。这些重要文物的出土，使人们认识到三星堆古蜀文明是一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它的发生与中原夏商文明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和长江中游、江淮地区的商代青铜文明有一定的技术往来。因此，古蜀文明是商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二号祭祀坑的发现，学术界正式将成都平原和汉中盆地作为夏商青铜文化六大区系之一。
1986年，一、二号祭祀坑的重大考古发现后，省政府决定砖厂拆迁；1987年底，“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挂牌成立，站长由我这个考古队副队长兼任，我成为了三星堆遗址的守望人。尽管三星堆考古很多人都参与过，但我始终在那里坚守，我还把当地小民工培养成技术专业人才，至今在考古研究院和三星堆博物馆发挥专业技术骨干作用。
进入21世纪，三星堆考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随着国家的强盛，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研究在人才、设施、研究手段上，都上了一个新台阶，考古不断取得突破性成果，博物馆展示水平也不断提升，我甚为欣慰。四十年的巴蜀考古生涯，充分认识到古蜀文明的发生、发展，与成都平原河流的兴衰变迁是相互依赖的，古蜀文明的宗教观的内涵，又是和古代的水文、气象、天象密不可分的。
因此，我在退休后自行开展古代成都平原的河流变迁考察，解读古蜀文明发展过程，用天文现象和气象现象解读三星堆文物，目前已有一些新收获。
责任编辑：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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