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追寻华夏文明，尤其是夏商文明，离开了河南那片广袤大地，几乎无从说起。这话说远了，就说成都吧。如果没有我们要说的这两个河南人，成都将会失去很多宝贵的城市品格。
为什么会提及大象呢?《易 经》中有《豫卦》，王弼解释说:“谓之豫者，取逸豫之义， 以和顺而动，动不违众，众皆悦豫也。”大象是陆地上幸存的最大型动物，性情“和顺”， 温厚而雄伟，进退有仪，给人带来好心情。河南人以“豫”为名，其骨子里当具有此种风度。
但是，近几十年来，在中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时期，河南人的形象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各种版本的有关河南人的故事，大多与欺骗、造假、唯利是图或乞讨相关，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维系，河南人还专门写了一部署名叫《河南人惹了谁》的专注，为被污名化了的河南人正名。
历史上的河南人，是很了不起的，河南是中原文明的发祥地。若要追寻华夏文明，尤其是夏商文明，离开了河南那片广袤大地，几乎无从说起。这话说远了，就说成都吧。如果没有我们要说的这两个河南人，成都将会失去很多宝贵的城市品格。
河南是个人口大省，现在的中国，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河南人，地球上每六十个人中就有一个河南人。如果这个说法大体不差的话，那么，仅在成都的河南人，至少在百万人以上。的确，成都的各行各业都能听到地道的河南话。成都的大街小巷，也能到河南人开的各种面食店，或者别的营生。成都的河南人，是成都离不开的兄弟和姐妹。
时间向上回溯一千多年，两个河南人分别来到成都。
他们为成都带来无尽的诗意，让清洗绸缎的江水，也清洗处灿烂的诗篇。
他们为成都带来繁华和安逸，让成都的歌舞升平，半入江风半入了白云。
这两个外乡来的河南人，虽然不是成都人，却比很多成都人还爱成都。
其中一个来了就不想走，虽然最后还是走了，但一刻也未曾忘怀过成都。
另外一个来了就真的不走了，与成都彻底融为一体。
两个河南人，都为成都留下了辉煌的遗产——都在成都的西边，一个在一环路内。一个在二环路内。
今天及未来的成都人，都将沐浴在他们的光芒之中，受惠于他们的恩泽。
成都的诗歌底色: 锦江边的大诗人 杜甫
希望的蜀道 杜甫(公元712 年―770 年)，祖籍襄阳，河南巩县(巩义)人。杜甫，字子美，取这个名字，显然意味着杜氏一门对他的某种人格魅力的期待。杜甫虽然长得并非玉树临风般的型男，但就其沉郁顿挫的风格素养来看，还是担得起这个美名。杜子美到过很多地方，几乎把整个中国走了个遍。杜甫的一生，飘如转篷的一生，一直处于迁移动荡之中。杜甫的童年是在出生地河南巩县度过的，后来结婚时还在故乡打造过一处简单的窑洞(土室);杜甫的青少年主要在洛阳姑妈家晃动，并混迹于各种官场社交活动中。又曾浪游吴越、齐赵、梁宋之间，过着一种类似于纨绔子弟的生活，用杜甫的话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这期间还结识了大诗人李白和高适等。经过一番折腾，杜甫觉得不能再这样游下去了，中年的杜甫重返长安，本想施展自己宏伟的政治理想，却没有料及世事的风云突变，一切来得那样突然，势不可挡:战争、混乱、饥荒、逃亡、贬谪......一个接着一个地来。从华州(陕西华县)到秦州(甘肃天水)，再到同谷(甘肃成县)。每到一处，杜甫都以为那就是终点，以为在那儿可以安定下来，结果每一处都是虚幻的不真实的不可靠的。杜甫在《发同谷》诗中绝望地写道:“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华州呆不了到秦州，秦州呆不了到同谷，同谷呆不了又到哪儿?我们知道杜甫后来到了成都，住了几年，接着杜甫又沿江而下，在夔州(重庆奉节)、潭州(湖南长沙)、衡州(湖南衡阳)之间徘徊，最后病殁于自潭州摇向岳阳的小船上，尸骨埋于湖南耒阳。
杜甫草堂 黄金国 / 摄
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 年)的腊月初，杜甫决定带着一家老小，从同谷向成都进发。蜀道之艰险，他是有心理准备的，杜甫一定读过李白的《蜀道难》。但是，杜甫决定到成都生活，仍然是一种理性的选择。除了投亲靠友的考虑之外，对于蜀道的各种可能性，他也有过认真权衡。他不是一个人去闯成都，而是拖儿带女一家人去生活(包括妻子杨氏、两个儿子宗文宗武、两个小女儿和至少一个仆人共七人)，不能说走就走。蜀道是难，但是，随着唐玄宗的避难入蜀，蜀道的艰险已有相当程度的改观，在当时甚至形成了一种入蜀寻找相对安稳生活的浪潮。史书描述说:“关中比饥，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系。”(《新唐书》) 由此可见，杜甫挈妇将雏奔走于蜀道之上，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历险者。
艰难的蜀道，对杜甫一家来说，实在是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
第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人
经过长途跋涉，杜甫全家于是年岁末抵达成都。杜甫初至异乡成都，被朋友(杜甫称之为“故人”的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时任成都尹兼剑南西川节度使的裴冕)安排在浣花寺里暂时居住。这个冷寂的古寺，似乎让杜甫对初识的成都颇有点失望，其中也包含着对故人的部分失望。虽然，那个故人给杜甫一家找了个临时栖身之所，还送来了一些禄米:“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但是，故人的帮助十分有限，杜甫一家不得不从好心的邻居那儿，获得一些聊以充饥的蔬菜之类。杜甫心中的失落感，我们还可以在他初到成都时所写的第一首成都诗作《成都府》中，寻觅到隐约的痕迹。在这首五古诗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杜甫对繁华成都的真诚赞美。初到成都的杜甫，患着深深的怀乡病，身在成都，却有一种梦游的陌生感觉:“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
艰难的蜀道，对杜甫一家来说，实在是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
第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人
经过长途跋涉，杜甫全家于是年岁末抵达成都。杜甫初至异乡成都，被朋友(杜甫称之为“故人”的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时任成都尹兼剑南西川节度使的裴冕)安排在浣花寺里暂时居住。这个冷寂的古寺，似乎让杜甫对初识的成都颇有点失望，其中也包含着对故人的部分失望。虽然，那个故人给杜甫一家找了个临时栖身之所，还送来了一些禄米:“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但是，故人的帮助十分有限，杜甫一家不得不从好心的邻居那儿，获得一些聊以充饥的蔬菜之类。杜甫心中的失落感，我们还可以在他初到成都时所写的第一首成都诗作《成都府》中，寻觅到隐约的痕迹。在这首五古诗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杜甫对繁华成都的真诚赞美。初到成都的杜甫，患着深深的怀乡病，身在成都，却有一种梦游的陌生感觉:“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
杜甫草堂杜诗碑 黄金国 / 摄
是什么彻底改变了杜甫对成都的看法，并且从生命本质层面上拨动了杜甫那股敏感的诗歌神经呢?草堂!是的，是杜甫的茅屋，是杜甫的草堂。有了草堂之后，杜甫渐渐爱上了这座城、这片土地、这方人民。有了草堂之后，杜甫就打算不走了，杜甫应该是成都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来了就不想走的异乡人。他在《为农》诗中写道:“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 杜甫在浣花溪畔的草堂岁月，是杜甫一生中最静好、最悠游不迫的岁月。史书上说:“甫于成都浣花溪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杜甫并非口头上说说不想走(从兹老)，而是立即付诸行动:为了长住久安下来，杜甫开始精心营造着自己的草堂。杜甫在很多地方都曾产生过安居的幻觉，但都没有付诸具体的行动，即使行动了，也没有用心过，因为，杜甫知道那不过是一个风雨飘摇的临时住所，自己永远是一个过客。但是，对于成都的草堂，杜甫的认识和行为迥然不同:这儿将是他的家，永远的家。杜甫的草堂绝不是一个随意的暂避风雨的简陋之所，而是一个颇具匠心的诗意栖居。
草堂:异乡的“新巢”
杜甫到达成都的次年，也就是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 年)的春天，杜甫开始着手修建他在成都府的正式住所。毫无疑问，草堂倾注了杜甫在建筑与园艺方面的全部热情和才华。我们从杜甫诗歌中，可以获得大量关于营造草堂的背景信息:草堂的空间、环境、邻里、修建资金和艺术品位等等。比如构筑草堂的启动资金就来源于杜甫的表弟，一个小小的军事官员王司马，而不是那位享有国家丰厚禄米的故人。除了表弟的资助之外，杜甫也会向朋友们求助，但并不是每一个朋友的应诺都可以兑现，有个叫王录事的人就是这样。不得已，杜甫只好写诗催问。但是，这些物质生活中的琐屑之事，并没有影响杜甫构筑草堂的兴致，不仅没有影响，由于是杜甫平生第一次真正下功夫建筑自己的家园，反而让杜甫从中体味到了别样的艰辛与甜蜜。
草堂:异乡的“新巢”
杜甫到达成都的次年，也就是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 年)的春天，杜甫开始着手修建他在成都府的正式住所。毫无疑问，草堂倾注了杜甫在建筑与园艺方面的全部热情和才华。我们从杜甫诗歌中，可以获得大量关于营造草堂的背景信息:草堂的空间、环境、邻里、修建资金和艺术品位等等。比如构筑草堂的启动资金就来源于杜甫的表弟，一个小小的军事官员王司马，而不是那位享有国家丰厚禄米的故人。除了表弟的资助之外，杜甫也会向朋友们求助，但并不是每一个朋友的应诺都可以兑现，有个叫王录事的人就是这样。不得已，杜甫只好写诗催问。但是，这些物质生活中的琐屑之事，并没有影响杜甫构筑草堂的兴致，不仅没有影响，由于是杜甫平生第一次真正下功夫建筑自己的家园，反而让杜甫从中体味到了别样的艰辛与甜蜜。
杜甫草堂 黄金国 / 摄
经过一番苦心经营，杜甫在成都的草堂，终于初具规模，可以安心住下来了。为此，杜甫写下著名的《堂成》一诗，以歌颂这异乡的“新巢”——
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
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
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
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
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
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
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
成都给了杜甫这样一片小小的天地，虽然也有秋风肆虐，使茅屋破败，但更多的时候是安静、安适、安稳的。再加上还有老友、一方军政要人高适(任彭州刺史、蜀州刺史和成都尹)或严武(任绵州刺史、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和东西川节度使)的不时照顾，中间还夹杂着战乱，但总的来说，杜甫在成都度过的近四年生活，是杜甫一生中最值得留恋的岁月。成都就像是一个慈爱的母亲，给杜甫这样饱经忧患、一身是伤的异乡游子带来无尽的身心抚慰。成都又像是一位秘密的情人，唤醒了杜甫沉睡的抒情的审美意识，让杜甫的人生，在悲苦之中多了几分明亮之色，多了几分生动之气。
锦江边的大诗人
杜甫深爱自己的家人，尤其热爱那对不知名的小女儿。在整个唐代诗人中，依我之见，杜甫是最疼爱自己女儿的一个大诗人。虽然，李白也曾在言谈中提及自己的女儿明月奴，但仅仅一笔带过。杜甫就不同了，在诗中不仅常提及，并且有着生动的细节呈现。在杜甫的认识中，天府成都不仅是最后的避难之所，也是能让家人安稳过日子，能让儿女们得以茁壮成长的地方——果然，我们在杜甫写于上元元年(公元760 年) 的《江村》一诗中，看到了一幅杜甫在到达成都之前的诗歌里，十分罕见的大自然与天伦之乐完美融洽在一起的夏日图景:
锦江边的大诗人
杜甫深爱自己的家人，尤其热爱那对不知名的小女儿。在整个唐代诗人中，依我之见，杜甫是最疼爱自己女儿的一个大诗人。虽然，李白也曾在言谈中提及自己的女儿明月奴，但仅仅一笔带过。杜甫就不同了，在诗中不仅常提及，并且有着生动的细节呈现。在杜甫的认识中，天府成都不仅是最后的避难之所，也是能让家人安稳过日子，能让儿女们得以茁壮成长的地方——果然，我们在杜甫写于上元元年(公元760 年) 的《江村》一诗中，看到了一幅杜甫在到达成都之前的诗歌里，十分罕见的大自然与天伦之乐完美融洽在一起的夏日图景: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清澈的浣花溪(锦江在西郊一段的名字)环绕着城外小小的村落;漫长的夏天无所事事，安静而寂寥; 那些梁上的燕子，水中的沙鸥们是多么自由、无拘无束啊!岁月和沧桑虽然刻满妻子的面容，但她仍有一颗青春的心，画纸为棋局，在想象的对弈中，体味来之不易的幸福;可爱的孩子们，把缝纫衣被的铁针敲成弯曲的鱼钩，他们要从成都的江水中，钓出银色的欢乐......彼时的杜甫，内心一定洋溢着对成都满满的爱和感激。
正月初七“人日游草堂”是成都一项历史悠久的民俗活动 轩视界 姜曦/摄
杜甫的家安在了成都的草堂，在这儿，风景秀美，景色怡人。在写下《江村》的次年，也就是上元二年(公元761 年)，杜甫入川的第三个年头，杜甫在《进艇》一诗中，再次为我们描绘了相似的锦江天伦图，可视为《江村》一诗的姐妹篇:
南京久客耕南亩，北望伤神坐北窗。
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
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
茗饮蔗浆携所有，瓷罂无谢玉为缸。
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
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
茗饮蔗浆携所有，瓷罂无谢玉为缸。
这儿的“南京”就是成都，因唐明皇幸蜀，号成都为南京置尹。杜甫似乎已经习惯了成都的安逸生活，这儿有田可供自己耕种，有小艇可供与妻子杨氏一起乘兴坐游，有清澈的江水可供两个淘气的孩子(此时宗文已经十一岁，宗武也已八岁了)游泳嬉戏，天空还有翻飞追逐的蝴蝶，溪水有并蒂的芙蓉相爱相亲。这还不够，还有可口的甘蔗汁儿当茶饮，还有绿瓷玉缸中的醪酒散发着芬芳。
这样的幸福，是之前的杜甫从未体会过的。仇兆鳌《杜诗详注》引葛常之的话说:《北征》诗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 是时方脱身于万死一生，以得见妻儿为幸。至秦州，则有“晒药能无妇，应门亦有儿”之句，已非北征时矣。及成都卜居后，《江村》诗云:“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进艇》诗云:“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其悠游愉悦之情，见于嬉戏之际，则又异于客秦时矣。由此可以想见，那对在《北征》中学母亲化妆的小女儿，到了成都，此时该有多么的开心快乐啊!
从杜甫对儿女们的爱，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诗人内心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这种爱，和杜甫在成都茅屋中所生发出来的“安得广厦千万间”的爱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不仅杜甫和妻子在成都的锦江边找到了乱世中的快乐，他的儿女们，在成都的锦江，也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珍贵的美好时光。
锦江边的大诗人杜甫，他是多么热爱这条江水啊!
杜甫的血
成都毫无保留地接纳了杜甫，杜甫也毫不吝啬地赞美着成都、歌唱着成都——如同翠柳上的黄鹂、青天中的白鹭。因此，我们凭借杜甫的史诗之笔，看见了生动的、鲜活的唐代成都;看见了花径和蓬门;看见了在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的对照中，鱼儿在细雨里出没，燕子在微风中快乐翻飞;看见了一场好雨，看见了野径上的黑云，看见了江船上的渔火，还看见了黎明中沾满雨露的花朵。我们还看见了唐代成都幕府中的梧桐、蜡炬、月色，看见了城外柏树森森的诸葛武侯祠堂;还看见了来自天地之间的锦江春色，看见了变幻古今的玉垒浮云。当然，成都也不是世外桃源，我们从杜甫诗中，听见了萧瑟的秋风，看见了破败，看见了人间的悲伤。我们还从杜甫诗中知道了唐代成都人以槐树叶制作成的绿色凉粉，以及成都很多已遗失的市井风俗。
从杜甫对儿女们的爱，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诗人内心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这种爱，和杜甫在成都茅屋中所生发出来的“安得广厦千万间”的爱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不仅杜甫和妻子在成都的锦江边找到了乱世中的快乐，他的儿女们，在成都的锦江，也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珍贵的美好时光。
锦江边的大诗人杜甫，他是多么热爱这条江水啊!
杜甫的血
成都毫无保留地接纳了杜甫，杜甫也毫不吝啬地赞美着成都、歌唱着成都——如同翠柳上的黄鹂、青天中的白鹭。因此，我们凭借杜甫的史诗之笔，看见了生动的、鲜活的唐代成都;看见了花径和蓬门;看见了在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的对照中，鱼儿在细雨里出没，燕子在微风中快乐翻飞;看见了一场好雨，看见了野径上的黑云，看见了江船上的渔火，还看见了黎明中沾满雨露的花朵。我们还看见了唐代成都幕府中的梧桐、蜡炬、月色，看见了城外柏树森森的诸葛武侯祠堂;还看见了来自天地之间的锦江春色，看见了变幻古今的玉垒浮云。当然，成都也不是世外桃源，我们从杜甫诗中，听见了萧瑟的秋风，看见了破败，看见了人间的悲伤。我们还从杜甫诗中知道了唐代成都人以槐树叶制作成的绿色凉粉，以及成都很多已遗失的市井风俗。
杜甫草堂万佛楼 王平平 / 摄
杜甫离开成都时，曾写有《去蜀》一诗:“五载客蜀都，一年居梓州。”杜甫在成都居住时间不到四年，只有三年零九个月。中途避乱到了梓州、阆中等地，在这些地方呆了一年零八个月。加上这些时间，杜甫一共在四川境内呆了差不多五年半的时间(公元759 年―765 年)。
杜甫草堂工部祠 黄金国 / 摄
在杜甫呆过、走过、住过、爱过、恨过的众多地方中，为何只有成都如此重要，不可或缺?
很难想象，如果杜甫不到成都，我们还能看到如此瑰奇多姿、汪洋恣肆的杜甫吗?离开成都之后的杜甫，再也没有找到一处像成都这样让他心安的地方，直到他死去，也没有找到。杜甫虽然终究还是离开了成都，但成都人民一刻也没有忘记这位伟大的诗人。
同样，我也很难想象，如果成都没有杜甫，将会是一种什么景象。
河南人杜甫的血，已深入成都的血管和骨髓。杜甫构成了成都诗歌基本的不可更替的底色。
很难想象，如果杜甫不到成都，我们还能看到如此瑰奇多姿、汪洋恣肆的杜甫吗?离开成都之后的杜甫，再也没有找到一处像成都这样让他心安的地方，直到他死去，也没有找到。杜甫虽然终究还是离开了成都，但成都人民一刻也没有忘记这位伟大的诗人。
同样，我也很难想象，如果成都没有杜甫，将会是一种什么景象。
河南人杜甫的血，已深入成都的血管和骨髓。杜甫构成了成都诗歌基本的不可更替的底色。
成都的王者气象: 热爱诗歌艺术的兔子皇帝 王建
永陵博物馆地宫 黄金国 / 摄
烧饼师或贼王八
我们要说的第二个河南人，在杜甫入蜀的125 年后，首次踏上成都的土地，那一年他刚好三十八岁。虽然比杜甫晚到了一百多年，但对成都的感情可能比杜甫还要深。他把余生都给了成都，来了就没有再走，成都成了他最辉煌的地方，也是他最后的地方。
前蜀王王建(公元847 年―918 年)，字光图。杜甫的出生还是很光鲜的，享受着并不算菲薄的俸禄。王建就不同了，王建是地地道道的草根人家。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 年)二月初八，王建出生于许州舞阳(河南漯河舞阳)一个社会底层家庭。王建的祖父辈都靠烤制烧饼来维持生计，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烧饼师的儿子。由于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八，左邻右舍叫他小名儿王八。又由于这个王八打小不学好，对卖烧饼一点儿兴趣也没有。成天游手好闲，不是杀了别人家的牛，就是盗走乡亲的驴子，更爱干的事则是贩卖私盐，因为这个利大，刺激。因此，王建又被人叫做“贼王八”。明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后世称甲鱼为王八即来源于此。这些江湖手艺(杀牛盗驴贩盐)看起来都不咋的，但对于磨炼一个心怀高远的乱世之人的意志，无疑是相当有效的，江湖从来就是一所最好的学堂。
和少年“无赖”行为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王建的英俊形象。《新五代史·前蜀世家》记载:王建“隆眉广颡(额)，状貌伟然”。据说其身高达七尺，这在千年前的中国，实在堪称伟岸的男人。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成都永陵王建墓出土的王建石刻坐像，与史书的记载相当吻合。石像中的王建虽然戴着冠冕，仍能看见宽广的额头，眉宇之间英气勃勃，眼神安详，嘴角内收，鼻梁挺拔，酷酷的感觉，流露出几分希腊气质。石坐像具有高度的写实风格，和通常所见的中国人物造像那种模式化的手法完全不同，一定出自名匠之手。
我们知道，晚唐时代，很多中原及关中的绘画与雕塑大家，随着唐僖宗李儇入蜀而来到成都，和成都本土的艺术家相互切磋交流，一时之间，西蜀的绘画蔚然成风，名家辈出。其中以画人物闻名于世者首推长安画家常粲的儿子常重胤。重胤先为唐僖宗驾前翰林待诏，后又成为王建的翰林写貌待诏，相当于现代的御用摄影师。
王建石像的粉本，极有可能出自人物肖像画家常重胤之手。
烧饼师的儿子，长得真俊。
墓语与僧言
贩私盐似乎是王建青年时代最爱干的一件事，前面说过，因为贩私盐利益很大，又刺激，所以，很多人会铤而走险。大约在二十七八岁时，因一起私盐的复仇事件，王建被官府抓住治重罪下了狱。可是，王建不知使出了什么江湖手段，看管他的狱吏竟然将他给放了。趁着夜色，王建躲进舞阳郊外的一座古墓中。避过风头之后，王建一路东躲西藏，逃到了湖北武当山。所以，在王建的生命中，古墓是个好地方。在成都称王之后，把自己的陵墓修得那么华丽，可能与他对古墓的好感有些关系。宋人曾慥在《类说》中记载了一则故事，说弘农郡的王晋晖，年轻时与王建一起当强盗，夜泊古墓中。闻人呼墓中鬼:“颍川设无遮会，可同往否?”墓中应曰:“蜀王在此，不得相从。”这番诡异墓语的故事，肯定是王建后来让人给编的，以证明其蜀王的神秘合法性。由此也可以看出来，王建内心中对古墓的感恩之情，连他要当蜀王的预言，也是从舞阳古墓中发出来的。
我们要说的第二个河南人，在杜甫入蜀的125 年后，首次踏上成都的土地，那一年他刚好三十八岁。虽然比杜甫晚到了一百多年，但对成都的感情可能比杜甫还要深。他把余生都给了成都，来了就没有再走，成都成了他最辉煌的地方，也是他最后的地方。
前蜀王王建(公元847 年―918 年)，字光图。杜甫的出生还是很光鲜的，享受着并不算菲薄的俸禄。王建就不同了，王建是地地道道的草根人家。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 年)二月初八，王建出生于许州舞阳(河南漯河舞阳)一个社会底层家庭。王建的祖父辈都靠烤制烧饼来维持生计，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烧饼师的儿子。由于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八，左邻右舍叫他小名儿王八。又由于这个王八打小不学好，对卖烧饼一点儿兴趣也没有。成天游手好闲，不是杀了别人家的牛，就是盗走乡亲的驴子，更爱干的事则是贩卖私盐，因为这个利大，刺激。因此，王建又被人叫做“贼王八”。明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后世称甲鱼为王八即来源于此。这些江湖手艺(杀牛盗驴贩盐)看起来都不咋的，但对于磨炼一个心怀高远的乱世之人的意志，无疑是相当有效的，江湖从来就是一所最好的学堂。
和少年“无赖”行为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王建的英俊形象。《新五代史·前蜀世家》记载:王建“隆眉广颡(额)，状貌伟然”。据说其身高达七尺，这在千年前的中国，实在堪称伟岸的男人。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成都永陵王建墓出土的王建石刻坐像，与史书的记载相当吻合。石像中的王建虽然戴着冠冕，仍能看见宽广的额头，眉宇之间英气勃勃，眼神安详，嘴角内收，鼻梁挺拔，酷酷的感觉，流露出几分希腊气质。石坐像具有高度的写实风格，和通常所见的中国人物造像那种模式化的手法完全不同，一定出自名匠之手。
我们知道，晚唐时代，很多中原及关中的绘画与雕塑大家，随着唐僖宗李儇入蜀而来到成都，和成都本土的艺术家相互切磋交流，一时之间，西蜀的绘画蔚然成风，名家辈出。其中以画人物闻名于世者首推长安画家常粲的儿子常重胤。重胤先为唐僖宗驾前翰林待诏，后又成为王建的翰林写貌待诏，相当于现代的御用摄影师。
王建石像的粉本，极有可能出自人物肖像画家常重胤之手。
烧饼师的儿子，长得真俊。
墓语与僧言
贩私盐似乎是王建青年时代最爱干的一件事，前面说过，因为贩私盐利益很大，又刺激，所以，很多人会铤而走险。大约在二十七八岁时，因一起私盐的复仇事件，王建被官府抓住治重罪下了狱。可是，王建不知使出了什么江湖手段，看管他的狱吏竟然将他给放了。趁着夜色，王建躲进舞阳郊外的一座古墓中。避过风头之后，王建一路东躲西藏，逃到了湖北武当山。所以，在王建的生命中，古墓是个好地方。在成都称王之后，把自己的陵墓修得那么华丽，可能与他对古墓的好感有些关系。宋人曾慥在《类说》中记载了一则故事，说弘农郡的王晋晖，年轻时与王建一起当强盗，夜泊古墓中。闻人呼墓中鬼:“颍川设无遮会，可同往否?”墓中应曰:“蜀王在此，不得相从。”这番诡异墓语的故事，肯定是王建后来让人给编的，以证明其蜀王的神秘合法性。由此也可以看出来，王建内心中对古墓的感恩之情，连他要当蜀王的预言，也是从舞阳古墓中发出来的。
永陵博物馆 黄金国 / 摄
放走王建的狱吏算是王建生平所遇到的第一个贵人的话，那么，他逃到武当山遇到的僧人处洪，则是他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处洪见到王建后，觉得这个年轻人虽然衣裳破旧，却自有一种遮掩不住的光芒所在。据《十国春秋·高祖本纪》记载:精通相术的处洪对王建建议:“子骨法甚贵，盍从军自求豹变。” 这句僧言有如醍醐灌顶，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听人劝得一半。王建突然醒了过来，拉开了自己的“豹变” 序幕——从一个逃犯摇身而变为许州忠武军(河南淮阳)队正，相当于一个拥有五十名士兵的小队长。又在讨伐黄巢的战事中“机略拳勇出于流辈”，深得忠武军监军杨复光赏识，迅速成为拥有上千人的忠武八都头之一。
永陵博物馆 黄金国 / 摄
随驾的干儿子
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 年)十二月，黄巢的军队攻破长安后，唐僖宗仓皇逃往巴蜀。这个事件对于唐朝几乎是灭顶之灾，但对于王建来说，则未尝不是一个巨大的机会，王建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来临。三年后，也就是中和四年(公元884 年)，王建与另外四个都头一起，长途跋涉成都，带着士卒归附于僖宗。僖宗如获重兵，可以想象那时的唐朝，已经虚弱到了何等地步，区区几千人也被大唐天子看得上眼。僖宗赐封五都头为“神策军宿卫”和“随驾五都”。时任神策军的统帅观军容使是大权在握的宦官田令孜，僖宗称田令孜为“阿父”，他的哥哥就是时任西川节度使的陈敬瑄。在以后的岁月中，王建不断和这对田陈蜀地兄弟打交道。说来也巧，陈敬瑄年轻时也做过烧饼师呢, 不知王建对此有什么心理阴影没有? 相传王建的死还与烧饼有关:王建宠臣唐文扆与徐妃等人密谋，让尚食在鸡烧饼中投毒。看来一个人的出身印记，是很难摆脱掉的。
田令孜为了笼络人心，以泛血缘的方式大打亲情牌，收王建等五都头为干儿子。事实证明，在巨大权利的诱惑之下，什么亲情都是浮云。两年后，王建兵临成都城下，眼中根本就没有这个义父了。最终，兄弟均死于王建之手。
王建奔蜀的次年，即光启元年(公元885 年)，又随僖宗摆驾返回长安，任命王建等人统领神策军，宿卫于宫中。这一年快要结束时，唐室再起风云。事情因田令孜而起，田令孜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夺盐池，王重荣联手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举兵直犯长安。可怜的僖宗，在长安的龙椅上屁股还没有坐热，又不得不屁颠屁颠地逃向凤翔(陕西凤翔)，不久又被田令孜挟持逃往兴元(陕西汉中)。僖宗任命王建为清道使，负责沿途安全事宜，并重点保护传国玉玺。逃亡途中险象环生，王建出生入死，为保卫僖宗立下汗马功劳。最让僖宗感动的是，疲惫不堪的僖宗竟然以王建的大腿为枕睡着了，王建成了名符其实的股肱大臣。僖宗夜半醒来，动情地将御衣赐予王建以抵御寒气。次年的光启二年(公元886 年)三月，僖宗一行人才到达兴元，任命王建遥领壁州(四川通江)刺史。所谓遥领，一种象征性的拥有，人并不用亲往，就是一个名头而已。
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 年)十二月，黄巢的军队攻破长安后，唐僖宗仓皇逃往巴蜀。这个事件对于唐朝几乎是灭顶之灾，但对于王建来说，则未尝不是一个巨大的机会，王建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来临。三年后，也就是中和四年(公元884 年)，王建与另外四个都头一起，长途跋涉成都，带着士卒归附于僖宗。僖宗如获重兵，可以想象那时的唐朝，已经虚弱到了何等地步，区区几千人也被大唐天子看得上眼。僖宗赐封五都头为“神策军宿卫”和“随驾五都”。时任神策军的统帅观军容使是大权在握的宦官田令孜，僖宗称田令孜为“阿父”，他的哥哥就是时任西川节度使的陈敬瑄。在以后的岁月中，王建不断和这对田陈蜀地兄弟打交道。说来也巧，陈敬瑄年轻时也做过烧饼师呢, 不知王建对此有什么心理阴影没有? 相传王建的死还与烧饼有关:王建宠臣唐文扆与徐妃等人密谋，让尚食在鸡烧饼中投毒。看来一个人的出身印记，是很难摆脱掉的。
田令孜为了笼络人心，以泛血缘的方式大打亲情牌，收王建等五都头为干儿子。事实证明，在巨大权利的诱惑之下，什么亲情都是浮云。两年后，王建兵临成都城下，眼中根本就没有这个义父了。最终，兄弟均死于王建之手。
王建奔蜀的次年，即光启元年(公元885 年)，又随僖宗摆驾返回长安，任命王建等人统领神策军，宿卫于宫中。这一年快要结束时，唐室再起风云。事情因田令孜而起，田令孜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夺盐池，王重荣联手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举兵直犯长安。可怜的僖宗，在长安的龙椅上屁股还没有坐热，又不得不屁颠屁颠地逃向凤翔(陕西凤翔)，不久又被田令孜挟持逃往兴元(陕西汉中)。僖宗任命王建为清道使，负责沿途安全事宜，并重点保护传国玉玺。逃亡途中险象环生，王建出生入死，为保卫僖宗立下汗马功劳。最让僖宗感动的是，疲惫不堪的僖宗竟然以王建的大腿为枕睡着了，王建成了名符其实的股肱大臣。僖宗夜半醒来，动情地将御衣赐予王建以抵御寒气。次年的光启二年(公元886 年)三月，僖宗一行人才到达兴元，任命王建遥领壁州(四川通江)刺史。所谓遥领，一种象征性的拥有，人并不用亲往，就是一个名头而已。
永陵博物馆 黄金国 / 摄
大蜀王王建
光启三年(公元887 年)冬天，受义父田令孜兄弟之请，王建携五千兵马进发成都。史书上说，当王建的军队抵达德阳鹿头关时，烧饼师陈敬瑄感到情况不妙，不能让足智多谋且善战的王建来到成都，那样可能会引狼入室，于是，派兵阻止王建南下成都。王建觉得受了污辱，于是，迅速破鹿头关，直取汉州和彭州，以五千人败了陈敬瑄的五万人，兵锋逼拢成都。但是，成都城并不好攻，王建久攻不下。王建并不着急，展示了一个军事家的政治谋略和耐心，一边攻城，一边发展自己的力量。同时，以僖宗继任者唐昭宗李晔的名义，讨伐逆臣捍卫唐室，获得道义上的支持。北守剑门南攻成都，切断中原与成都的联系，王蜀之心昭然若揭。实际上，即使当时陈敬瑄兄弟没有反悔，以我的判断，王建也是来者不善，一定会把田陈兄弟灭了。
差不多四年之后的唐昭宗大顺二年(公元891 年)，王建终于拿下心仪已久的成都。接着用了不足两年的
时间，又占据了东川三峡，坐拥六十四州。此时的王建，可谓兵强马壮，领土辽阔。景福二年(公元893 年)，唐昭宗敕封王建为蜀王。王建始终没有反过唐朝，不仅没有反过，始终在维护着唐朝的面子。这个出身低下的人，对大唐文明有着刻骨的热爱。直到十四年后的兔年，也就是唐哀帝李柷天祐四年(公元907 年)，朱温以梁代唐，正式宣告大唐终结时，六十岁的王建在成都恸哭三天后，才正式称帝，国号“大蜀”，曾短暂称为“大汉”，史称“前蜀”，以区别于孟氏父子的“后蜀”。前蜀掌控的地理空间，北接汉中，西邻川藏边界，南至云贵高原，东达白帝城。实力堪与中原朱温、河东李克用、淮南杨行密相比肩，而富饶繁华则远在诸地之上。
河南人王建在成都称帝，一共做了十二年(公元907 年―918 年)大蜀(前蜀)国皇帝。以自己的勇敢、坚韧和精明的判断，完成了从烧饼师的儿子到一方帝王的传奇人生。
光启三年(公元887 年)冬天，受义父田令孜兄弟之请，王建携五千兵马进发成都。史书上说，当王建的军队抵达德阳鹿头关时，烧饼师陈敬瑄感到情况不妙，不能让足智多谋且善战的王建来到成都，那样可能会引狼入室，于是，派兵阻止王建南下成都。王建觉得受了污辱，于是，迅速破鹿头关，直取汉州和彭州，以五千人败了陈敬瑄的五万人，兵锋逼拢成都。但是，成都城并不好攻，王建久攻不下。王建并不着急，展示了一个军事家的政治谋略和耐心，一边攻城，一边发展自己的力量。同时，以僖宗继任者唐昭宗李晔的名义，讨伐逆臣捍卫唐室，获得道义上的支持。北守剑门南攻成都，切断中原与成都的联系，王蜀之心昭然若揭。实际上，即使当时陈敬瑄兄弟没有反悔，以我的判断，王建也是来者不善，一定会把田陈兄弟灭了。
差不多四年之后的唐昭宗大顺二年(公元891 年)，王建终于拿下心仪已久的成都。接着用了不足两年的
时间，又占据了东川三峡，坐拥六十四州。此时的王建，可谓兵强马壮，领土辽阔。景福二年(公元893 年)，唐昭宗敕封王建为蜀王。王建始终没有反过唐朝，不仅没有反过，始终在维护着唐朝的面子。这个出身低下的人，对大唐文明有着刻骨的热爱。直到十四年后的兔年，也就是唐哀帝李柷天祐四年(公元907 年)，朱温以梁代唐，正式宣告大唐终结时，六十岁的王建在成都恸哭三天后，才正式称帝，国号“大蜀”，曾短暂称为“大汉”，史称“前蜀”，以区别于孟氏父子的“后蜀”。前蜀掌控的地理空间，北接汉中，西邻川藏边界，南至云贵高原，东达白帝城。实力堪与中原朱温、河东李克用、淮南杨行密相比肩，而富饶繁华则远在诸地之上。
河南人王建在成都称帝，一共做了十二年(公元907 年―918 年)大蜀(前蜀)国皇帝。以自己的勇敢、坚韧和精明的判断，完成了从烧饼师的儿子到一方帝王的传奇人生。
永陵博物馆二十四伎乐之一 黄金国 / 摄
热爱诗歌艺术的兔子皇帝
成都永陵墓中后室王建石像前的双重宝盝中，藏着一件造型奇特的兔首龙身玉谥宝(刻有谥号的玉玺)。为什么会将玺钮刻成兔首龙身呢，龙身好理解，是帝王的象征。前面说过，王建出生于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 年)，那一年的干支属丁卯，正是十二生肖中的兔年——原来，前蜀王王建也是一只兔子呢! 宋人秦再思在《洛中记异录》记载说，王建正式登基之前，蜀地广泛流传着一首名叫《兔子上金床》的谶谣——当然这样的歌谣肯定也是王建让人创作的，为自己当皇帝造势。五代人何光远的笔记小说《鉴诫录》还记载了一则与兔子相关的故事:前蜀光天元年(公元918 年)，王建病重不起，文州有人进贡白鹰，茂州有人进贡白兔。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王建的本命是兔子，鹰是要吃兔子的啊!群臣便把贡鹰给退了，只留下那只兔子。结果，兔子皇帝还是走了。我们还记得，王建登基那年六十岁，刚好一个甲子，又是兔年。
王建本人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却并不是一个粗人。
王建本人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却并不是一个粗人。
他敬重知识，重用文人，喜欢诗歌、音乐、舞蹈和绘画艺术，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热爱诗词艺术的兔子皇帝。王建行事相当懂得分寸，不自大也不自轻，不穷兵黩武，不劳命伤财，进退有度，左右逢源。在他的统治之下，西蜀乃是五代乱世中罕见的安详之地，与南唐一同成为当时中国东、西文化的中心。名僧释贯休在诗中赞叹说:“河东河北处处灾，唯闻全蜀少尘埃。”
成都学者王瑛认为:较之江南政权而言，前、后蜀在文化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及在承唐启宋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为巨大:学校的恢复，蜀石经的镌刻，雕版印刷术的广泛流行，我国最早的文学词派——“花间词”派的诞生，音乐歌舞的繁盛，绘画艺术的辉煌，医药科技方面取得的成就等等，无一不对宋以后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个认识基本上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史学家司马光评价王建说:“蜀主虽目不知书，好与书生谈论，粗晓其理。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王建由草莽而为帝王，功成之后，一洗江湖之气，视自己为大唐文明薪火的传人，从宫廷礼仪到园林建筑、音乐舞蹈等，都保留着鲜明的中原大唐基因。
前蜀王王建，为成都重续了非同寻常的王者气象。这种气象，自蜀汉灭亡那一年算起，至少已经中断了六百多年。最重要的是，王建为这种气象注入了诗歌、音乐、绘画、舞蹈、繁华和理想的元素，从而极大地拓宽和掘深了成都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古城的心灵空间。
成都学者王瑛认为:较之江南政权而言，前、后蜀在文化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及在承唐启宋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为巨大:学校的恢复，蜀石经的镌刻，雕版印刷术的广泛流行，我国最早的文学词派——“花间词”派的诞生，音乐歌舞的繁盛，绘画艺术的辉煌，医药科技方面取得的成就等等，无一不对宋以后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个认识基本上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史学家司马光评价王建说:“蜀主虽目不知书，好与书生谈论，粗晓其理。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王建由草莽而为帝王，功成之后，一洗江湖之气，视自己为大唐文明薪火的传人，从宫廷礼仪到园林建筑、音乐舞蹈等，都保留着鲜明的中原大唐基因。
前蜀王王建，为成都重续了非同寻常的王者气象。这种气象，自蜀汉灭亡那一年算起，至少已经中断了六百多年。最重要的是，王建为这种气象注入了诗歌、音乐、绘画、舞蹈、繁华和理想的元素，从而极大地拓宽和掘深了成都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古城的心灵空间。
永陵博物馆二十四伎乐之一 黄金国 / 摄
伎乐·二十四
光天元年(公元918 年)六月，王建驾崩，享年七十二岁。葬于现在成都的西郊三洞桥永陵路，世称“永陵”。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四川省博物馆联合发起，并以考古学家冯汉骥为主持，开始王建永陵的发掘工作。此次发掘工作影响颇巨，在当时也是中国首次展开的大规模地下墓室发掘工程。1949 年后，冯先生先后撰写了《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及《前蜀王建墓石刻伎乐》等重要论著及论文，其中对永陵石刻伎乐的精深研究，迄今仍是研究中国古代雕刻、艺术、音乐、舞蹈等方面的经典文字。永陵石刻中最为著名的是伎乐浮雕石刻(墓中室置须弥座式棺床，座身周围凹进处刻歌舞乐伎共二十四人)，属唐代宫廷乐舞的坐部伎。浮雕中有舞伎二身，分别置于正面中间二宽格内，姿态基本对称。其余伎乐如击拍板者、弹琵琶者、吹篪者、吹排箫者、吹筚篥者、弹筝者、弹竖箜篌者等，均挽高髻，着宽袖长裙，腰束飘带，肩披帔巾，足着云头复底鞋。面颐丰腴，略露笑意，提腕侧身，一膝微屈，姿态优美。雕刻技法娴熟流利，风格上则显出质朴之风，隐隐有大唐盛世气象。优美的充满中原与异域色彩的二十四伎乐，再现的正是代表盛唐文化盛景《霓裳羽衣曲》入破时最为惊艳的一瞬!
当下，成都正欲打造中国音乐之都，这些地下地上的音乐文献，弥足珍贵。由成都天姿国乐领衔打造的国乐观念剧《伎乐·二十四》，即以此石刻艺术为蓝本，颇具有实验意义。这不仅是向前蜀的音乐舞蹈艺术成就致敬，也是向代表古代华夏文明高度的大唐致敬。
成都应该感谢两个河南人
我们应该感谢这两个河南人，感谢大诗人杜甫，感谢前蜀王王建。
他们虽然没有出生在成都这片土地上，但却因为历史的机缘、个人的命运，来到了成都。
成都毫无保留地接纳了两个异乡人，并且以自己的富饶、美好和神性，打开了他们各自的王国，诗歌的王国、幸福的王国、政治的王国、艺术的王国。
成都的包容和富于想象力，成就了两个河南人的伟业。
两个河南人的非凡表现，也成就了成都独特的历史人文空间。
从今以后，我们成都人，应该对河南人心怀感恩和敬意。
因为，成都离不开这两位伟大的河南人。
光天元年(公元918 年)六月，王建驾崩，享年七十二岁。葬于现在成都的西郊三洞桥永陵路，世称“永陵”。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四川省博物馆联合发起，并以考古学家冯汉骥为主持，开始王建永陵的发掘工作。此次发掘工作影响颇巨，在当时也是中国首次展开的大规模地下墓室发掘工程。1949 年后，冯先生先后撰写了《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及《前蜀王建墓石刻伎乐》等重要论著及论文，其中对永陵石刻伎乐的精深研究，迄今仍是研究中国古代雕刻、艺术、音乐、舞蹈等方面的经典文字。永陵石刻中最为著名的是伎乐浮雕石刻(墓中室置须弥座式棺床，座身周围凹进处刻歌舞乐伎共二十四人)，属唐代宫廷乐舞的坐部伎。浮雕中有舞伎二身，分别置于正面中间二宽格内，姿态基本对称。其余伎乐如击拍板者、弹琵琶者、吹篪者、吹排箫者、吹筚篥者、弹筝者、弹竖箜篌者等，均挽高髻，着宽袖长裙，腰束飘带，肩披帔巾，足着云头复底鞋。面颐丰腴，略露笑意，提腕侧身，一膝微屈，姿态优美。雕刻技法娴熟流利，风格上则显出质朴之风，隐隐有大唐盛世气象。优美的充满中原与异域色彩的二十四伎乐，再现的正是代表盛唐文化盛景《霓裳羽衣曲》入破时最为惊艳的一瞬!
当下，成都正欲打造中国音乐之都，这些地下地上的音乐文献，弥足珍贵。由成都天姿国乐领衔打造的国乐观念剧《伎乐·二十四》，即以此石刻艺术为蓝本，颇具有实验意义。这不仅是向前蜀的音乐舞蹈艺术成就致敬，也是向代表古代华夏文明高度的大唐致敬。
成都应该感谢两个河南人
我们应该感谢这两个河南人，感谢大诗人杜甫，感谢前蜀王王建。
他们虽然没有出生在成都这片土地上，但却因为历史的机缘、个人的命运，来到了成都。
成都毫无保留地接纳了两个异乡人，并且以自己的富饶、美好和神性，打开了他们各自的王国，诗歌的王国、幸福的王国、政治的王国、艺术的王国。
成都的包容和富于想象力，成就了两个河南人的伟业。
两个河南人的非凡表现，也成就了成都独特的历史人文空间。
从今以后，我们成都人，应该对河南人心怀感恩和敬意。
因为，成都离不开这两位伟大的河南人。
责任编辑：杨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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