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保路运动领导人蒲殿俊、巾帼英烈杨汉秀、共产党人胡伦、数学泰斗何鲁......他们身上凝聚着广安儿女追求真理、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时代精神，他们是广安的骄傲。
蒲殿俊
新风气促新思潮
蒲殿俊，四川广安人，1895年，20岁的蒲殿俊参加州科考，得了个第一，很是踌躇满志。他的姑丈胡骏在北京做官，他就随姑丈一道，赴京赶考，却意外地栽了跟斗。他写得过于投入，洋洋洒洒，时间到了还没写完，于是落第。
落第后的蒲殿俊呆在北京，开始提倡维新运动。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后不久，康有为、梁启超于1898年4月12日发起保国会第一次大会。蒲殿俊和姑丈胡骏也来到北京广东会馆参会。在两百多个维新人士和爱国军官参加的大会上，康有为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演讲：“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台下群情激昂，蒲殿俊也激动不已。
这次集会的影响很大，北京很快出现了保滇会、保浙会等，蒲殿俊也迅速成立保川会。不久，蒲殿俊回到家乡，与胡骏、顾鳌等人创办紫金精舍，张澜、罗纶等人纷纷来校任教，所授课程除经史词章之外，还有时务、舆地、博物等现代科目，蒲殿俊在这里废八股、倡新学。
保路运动的发起人和旗手
1904年初，四川省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没有外资的铁路公司，其意义非同一般。
蒲殿俊号召川人自筹资金，自建铁路。他说，这并不仅是四川一省的事，川汉铁路的成败，关系着整个中国，并隔海上书说：“向外国借款修路之事，断不可为。”川人纷纷认股，自办铁路在四川搞得热火朝天。
但好景不长，1911年5月，满清政府突然宣布铁路收归国有，并首先拿川汉、粤汉铁路开刀，下令四川湖南停止收股，消息一出，立刻震撼了成都大街小巷，人们手中的股票顿时在一夜间成为一张废纸，而更不得了的是，外国强夺了路权。
1911年6月16日，蒲殿俊、罗纶等人连夜商讨，决定紧急成立保路同志会，17日，他们在铁路公司门口挂出了“保路同志会”的横幅，从此拉开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
保路同志会成立那天，几千人聚集在一起，阻断街面，罗纶慷慨激昂地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完了，中国也完了！”
保路同志会成立后，保路运动迅速在全国扩散，广东、湖南、湖北等省纷纷响应，并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
蒲殿俊因此被捕，在此期间，政府当局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血案发生后，在几天时间里，各地聚集了数十万同志军围攻成都，一番激战后，攻取不下，清政府急调鄂军赴四川镇压，令端方迅速西进四川，而端方兄弟俩也在资中被杀。也正是鄂军入川，武汉空虚，给武昌起义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蒲殿俊出狱后毅然辞职，从此脱离政治生涯。他后来在诗中说：“我生失算雕小虫，迁愚妄插乾坤手。”1919年，蒲殿俊谢绝了北洋政府委以教育部部长之职，埋头文学，1934年在北平病逝，终年59岁。
杨汉秀
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的展览馆里，人们常常会驻足缅怀一位奇女英烈，感叹一位出身军阀家族的女性叛逆者，崇敬一位不愿做令人羡慕的“大小姐”，却愿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献出生命的革命者。她就是共产党员杨汉秀。
1913年8月15日，杨汉秀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龙台乡一个有名的大地主庄园“杨氏泽庐”里，她的父亲杨懋修在当地赫赫有名，是有名的大地主，家有仓库座座，良田万顷。她的大伯、杨懋修的大哥杨森更加显赫，是四川省有名的大军阀。
为革命舍家弃子
虽然出生于豪门富户，但是杨汉秀在这城堡式的庄园里生活一点也不幸福。当时杨森的大儿子杨汉秀的堂哥杨汉忻在天津读书，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他是个进步青年，是杨家第一个主动剥离原生家庭的人。杨汉忻经常给汉秀讲军阀怎么剥削穷人，人民怎么受苦，
民族怎么危机，不外出不知天下事，不读书不知民族难。杨汉秀更加心动了，她要寻找新的生活道路。
经过杨汉秀的软磨硬泡再三要求，家里终于让她外出读书了。1926年9月5日，英帝国主义在四川万县制造了“九•五”惨案，成片房屋被毁坏，上千百姓遭伤亡。时年13岁，随父亲在万县读书的杨汉秀亲眼目睹了“九•五”惨案，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同时，杨汉秀还有机会经常接近在20军任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的朱德，深受革命影响，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思想在杨汉秀心中渐渐生根发芽。
1937年，杨汉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星芒报》报社做校对。不久，她坚决退掉家庭的包办婚姻，自愿和小学教员赵致和结婚。婚后与丈夫同去上海，补习功课，学习外语，准备去外国留学。抗日战争爆发时，杨汉秀正回乡生孩子，丈夫这时不幸病故。
奎阁渠江大桥（唐晓瑜/摄影）悲痛交加的杨汉秀从报上得知朱伯伯（朱德）是八路军总司令，正带着部队在太行山作战。于是，她强忍悲痛，放下孩子和家庭，北上抗日。1939年，杨汉秀随朱德到延安，参加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于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视死如归巾帼心
抗日战争胜利后，进行了国共谈判，当时在延安的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王维舟把杨汉秀介绍给周恩来副主席，她于1946年9月随周副主席回到重庆。由于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发动了内战，杨汉秀一下飞机就遭到特务的监视，她在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住了一个晚上，便转到渠县农村从事地下工作。
1946年8月至1947年2月底，她失去了同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同时也受到特务们的监视和骚扰。
1948年春，党组织派熊扬与她联系。渠县党组织要求她为我华蓥山的起义队伍筹措军需物资。于是，她将建房款购买枪支、粮食、衣物，设法聚集和转运。同年8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由渠县押到重庆渣滓洞。
杨汉秀在狱中非常关心难友，常把家里送去的东西全部分给难友们共享。1949年春节前夕，杨汉秀代表难友面晤看守长，要求举行春节联欢会，几经斗争，联欢会获得应允。杨汉秀与牢中的战士们一起，在狱中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新春联欢会，传递了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滚滚春雷。她们把大红花被面变成舞衣，把联欢会推向了高潮。杨汉秀把鲜红的被面往下一扯，腰间一扎，头一个冲上放风坝，扭起秧歌，边扭还边唱: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解放军。女战友们也跟着她一边扭着秧歌，一边齐声高唱起歌来。
天堂丰碑铸忠魂
1949年4月，杨森的姨太出面活动，将杨汉秀保释出狱。
同年，重庆震惊中外的“9.2”大火灾给山城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激起了强烈的民愤。惨案发生后，杨汉秀奔走于街巷，揭露国民党蓄意制造纵火事端嫁祸于共产党的阴谋，并对杨森的家人当场指责，这是国民党有意纵火，是希特勒“国会纵火案”在山城的重演，是杨森军阀成性、在溃退前对重庆市的大破坏、大暴行！杨森恼羞成怒，遂于9月17日深夜下令将杨汉秀在飞来寺秘密逮捕，并连夜突击审讯，企图将纵火犯的罪名栽赃于她。杨汉秀自知必遭杀身之祸，但无所惧怕，对所加罪名据理驳斥。
次日上午，在杨森的授意下，杨汉秀被拖进一辆小轿车里，后排的两个男人拿出一根绳子套在她的脖子上，然后将其勒死，并驱车将遗体拉到重庆西郊歌乐山金刚坡的破碉堡中掩埋。杨汉秀就这样被反动派秘密杀害，时年37岁。
1980年11月25日，重庆市民政局和重庆“美蒋罪行展览馆”，将杨汉秀遗骨移葬于重庆市“一一二七”烈士陵园，英灵归位，烈士安息！
胡伦
寒门出才子
胡伦，广安区协兴镇长坨井人。家庭贫困，靠佃田为生，6岁时就读一私塾，三年后在协兴北山小学读书。1912年，胡伦考入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1915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其叔胡月轩，家境较他家稍好，怜其才华，助他考入顺庆(今南充)联合中学。他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刻苦读书。1918年，曾任顺庆联中和南充县中历史教员的张澜，担任四川省省长后，要两校挑选三名优秀青年报考清华大学，胡伦被选中。被选中的三名同学到达成都，正遇川军刘存厚驱逐滇军，不准通行。几经周折，返回南充顺庆联中。受新文化运动思想影响，他参加了学校的一些进步活动。由于他的激进言行，被学校开除。只好回到广安县立中学，插入第十班。在这里遇到比自己小的同乡同学邓希贤（邓小平）、邓绍圣。他们情同手足，相互关照。
1919年秋，时任重庆商会会长的汪云松，响应蔡元培等的号召，成立留法勤工俭学分会，办起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公开招收学生。邓希贤的父亲邓绍昌在重庆得知消息后，立即带信回广安，通知邓希贤去报考，胡伦和邓绍圣也一同前往，三人均被录取。预读一年后，110名学生有85名合格。1920年8月27日，汪云松先生在重庆朝天门码头把这批赴法学生送上“吉庆”号货舱。
成为共产党员
胡伦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他被中共旅欧支部选派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任校支部小组长。1925年6月，经第三国际东方部选派，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军事训练。1925年10月胡伦回国，积极投身于火热的大革命洪流。他先后担任原中共中央特科秘书长、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参谋长、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全国解放后，胡伦历任中央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局筹备主任、重庆七九一厂党委书记兼厂长、重庆市重工业党委副书记、重庆市粮食局长，1965年任政协重庆市委员会副主席。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无论是在白色恐怖的日伪监狱里，还是在血与火的对敌战场上，胡伦都经受住了各种酷刑和生死考验，始终对党无限忠诚，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展现了共产党人无比坚强的英雄气概。
1977年9月1日，胡伦因病逝世。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为胡伦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向胡伦送了花圈。
何鲁
小荷才露尖尖角
少年何鲁出生在四川渠江河畔的广安县。1904年，10岁的何鲁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初创的成都机器学堂。
三年后毕业，何鲁因品学兼优被保送入南洋公学（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后又转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就读，因参加学潮遭校方开除。
1912年初，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张继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鼓励青年人以低廉的费用赴法留学，从而“输世界文明于国内”。他们希望青年人通过俭学努力掌握欧洲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归国后以“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等办法，改良中国社会，使中国富强起来。他们认为在当时的世界上“法国是民气民智先进一国”，因此“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以留学法国为最宜。当时的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对此亦极为支持。这一年春天，留法俭学会在北京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创办了留法俭学会预备学堂（校），何鲁是该校第一批学生之一。
身在异乡心系国
何鲁在大学期间，用三年时间便完成规定的学分。1919年，他以优异成绩成为第一个获得科学硕士学位的中国人。这对中国留学生来讲殊非易事。
恰在这时，祖国发生了“五四运动”。远在异国他乡的何鲁深受震撼。按捺不住自己的爱国激情，毅然决定放弃国外优裕的工作条件，返回灾难深重的祖国。踏进国门，面对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的故土，何鲁思索着何以报效祖国。他是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前往法国求学，学习理工，但是通过对法国及欧洲列强文明的回顾，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反思，他感到人毕竟是第一位的，只有培养出众多的人才，才能挽救中华于水深火热之中。他选择了“教育救国”之路。
从25岁任南京高师教授起，到79岁过世，几十年来不少知名学者、专家都曾受业于他。如物理学家严济慈和吴有训、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原子物理学家赵忠尧、化学家柳大纲、数学家吴文俊和吴新谋、数学教育家余介石以及北大哲学教授何兆清、四川大学中文教授林如稷、美国纽约大学地理学教授伍承祖等。
惜人才，倾所有不余育菁英
何鲁作为教育家，一生爱才惜才育人才。1919年归国，从南京高等师范执教严济慈等第一班开始，半个世纪先后任职、任教大江南北十余所高校、七所中学、一所小学。一生辛勤耕耘，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如严济慈、华罗庚、吴有训、钱三强等，换来了桃李满天下的累累硕果。
上世纪40年代，华罗庚写了著作《堆垒素数论》，国民政府找到在重庆大学任教的何鲁，请他帮忙审阅。何鲁那时候还住在现在的文化宫旁一栋二层小楼里，正是重庆的炎热夏天，一边挥汗如雨一边编审书稿。审完稿后，何鲁还用毛笔字把《堆垒素数论》抄写了一遍，整整12大本。
后来，华罗庚准备出版专著的时候，居然把原稿弄丢了。何鲁听说了这件事，去邮局把当年抄写的书稿寄给了华罗庚。华罗庚在感谢信中这样说道：“先生重视学术，审阅生之拙作《堆垒素数论》时的笔录一份，现将原稿奉还，万分感谢。”
责任编辑：常燕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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