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萧易有十来个年头了，最初认识他时，他是个爱书人，喜欢买书、藏书，家里民国藏本就近两千本；他还写书，送了我一本《古蜀国旁白》，写此书的年龄不过20出头，还是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基地班的学生，年轻的活力泛化为在历史深处寻觅的身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后，我们相约寻访古遗址，到了蓬安运山城、金堂云顶城、重庆多功城等等，那时的萧易不过二十五六岁，虽然年轻，却有着扎实的史学功底，严谨的考据习惯。2009年夏天，我请萧易撰写安岳石窟，由此拉开了在《中国国家地理》长达10余年的合作；如今，他已经是《中国国家地理》发稿量第一的作家了。
我们历时一年半，前后九次赶赴安岳，在荒山野岭中发现了诸多鲜为人知的石窟。此稿一出，影响不小，也开启了萧易对中国石窟长达10余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2012年夏天，他的《空山——寂静中的巴蜀佛窟》出版，列举出诸多证据，提出了巴蜀石窟是中国石窟下半阕的观点，将尘封已久的巴蜀石窟纳入国人视野。
作为编辑，我很清楚这一个个精彩的石窟选题是如何诞生的，萧易总是能从史书方志的蛛丝马迹中找到线索，在历史的瀚海中打捞出一枚枚珠玉。他提出梳理中国道教石窟的观点时，我为之愕然：有资料能撑起这么一个宏大叙事？不想他却娓娓道来：通过耳熟能详的神灵，如千里眼、顺风耳、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天蓬元帅，让读者由儿时的记忆延展到历史文化的脉络之中。于是，道亦有形的文化现象跃然纸上，以轻灵之笔描写类似宏大历史文化是萧易所长。
2018年1月，以道教石窟为题材的专著《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面世，从出版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本比较生僻的书，却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首版售磬。这与萧易独到的架构有很大关系，他能从繁浩的学术中跳出来，从藏于荒野的岩壁上，提炼出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鲜活故事，解读道教石窟与中国人的生活：如《西游记》中的玉皇大帝、天蓬元帅，如八仙，如金庸笔下的王重阳等。这些道教神灵的起源、流变，都被他娓娓道来，让我们明白了道教其实一直伴随着我们的生活，道教石窟造像就是不同时代的生活写照，甚至与当时的政治、文化有着化不开的稠密。在一篇篇有趣、有料的文章中，萧易完成了对中国道教石窟的探索。
但凡考古上有新的发现，萧易总会去现场一探究竟。2009年，我们正在泸县调查明清龙桥群，他在荒野中看到了诸多宋墓，钻到古墓里不肯出来，我们在墓外等了半天，他才满身泥污地爬出来，兴奋地告诉我，宋墓墓门口的武士，模样与《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非常相似。
影响巨大的南昌海昏侯墓考古，也是萧易前往南昌撰写的。海昏侯的发掘尚未结束，成都蒲江县又发现了数十具战国船棺，传说中的开明王朝，也因战国船棺而再度复活，萧易提出原来商业街出土的船棺是开明王朝的宗庙所在，蒲江应该是开明王朝的王族，之所以来到蒲江，可能与食盐有关，历史上蒲江盛产井盐，境内至今仍有不少盐井。
如果只读其文，很多读者会认为萧易应该是中年，甚至老年学者。在不少场合，我们常常遇到大相径庭的场景，有人看到萧易，往往惊叹：“你这么年轻呀！”“看你的文字，以为是位老先生呢！”萧易是年轻，生于1983年，以如此青春的年华，却深耕于历史文化之中，并陆续推出《古蜀国旁白》《纵目神时代》《金沙》《空山》《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等一系列作品。
2018年5月出版的《影子之城》，以梁思成、刘致平两位营造学社成员在四川广汉拍摄的560张照片为基础，再现了中国古城的布局，探讨中国城市与建筑的关系，中国人与建筑的关系。以小城广汉为“影子”，找寻中国文化的“大影子”。此书获得2018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十大好书”，好评如潮。
作为编辑，我是幸运的，有此浸淫于历史长河的优秀作者，才有了这十年在《中国国家地理》好稿不断的惊喜：作为朋友，我是幸福的，萧易用写作的缜密之思作为生活的点点滴滴，小到伴手礼，大到石窟下的茶事，总是让人如沐春风。
萧易十余年的考古寻访，汇成这本《寻蜀记》。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将四千余年的四川历史作了有序梳理，通过生动的考古发掘，具体而微地讲述历朝历代的故事。那些原本不见于史料记载的人物，也在他笔下变得鲜活起来：从西北迁来的古羌人，崇尚大石崇拜的邛人，做生意的好手笮人……
《寻蜀记》涉猎广泛，考察深入，史料丰盈。与其他写四川的书籍相比，《寻蜀记》从考古进入四川历史，从遗址解读巴蜀文化，书中的考古发掘大多是萧易参加的，而那些荒野中的遗址，也是他一步步踏访、整理的。
俗话说，知易行难，我想这句话用在萧易与《寻蜀记》上特别合适——这就是一本“行难”的作品。
责任编辑：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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